训导主任严厉的询问，我只是他重复那些关于父亲的污言秽语，：“他侮辱我为国捐躯的父亲，这是事实。我动手，是作为女儿应有的反应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科赫先生目光投向我，审视、不带任何温度的目光，仿佛评估一件有瑕疵的货物。他看到了我脸上的倔强，看到了毫不退缩地与他对视。他看到了我上那种无法掌控，必然不喜欢的“异常”。

        母亲似乎找到了主心骨，立刻将事情简化为“娜在学校动手打人，惹了大麻烦”，忽略了利奥侮辱父亲的起因。她语气甚至带上了几分委屈：“这孩子从小格古怪，不服教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逻辑和真相，在成人的权力和利益权衡面前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

        事情被归因为”口无遮拦”，定为“格问题”和“行为恶劣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通知双方家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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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“沃尔夫家的情况我了解一些，父亲生活不易。利奥・沃尔夫口无遮拦，固然有错，但诺伊曼小姐出手伤人，质更为恶劣，是格和行为方式的问题。长期沉浸在不切实际的数学和逻辑里，让她缺乏了对现实规则的基本尊重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事情涉及对阵亡军人的不敬，这在德国社会是极其感的话题。他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却也不能放任学生斗殴。

        列车规律的轰鸣声如同节拍。我抱紧了怀中的Lorelei，指尖拂过她糙的金色眼瞳。

        科赫先生利用他的影响力，母亲顺水推舟。将我清除出他们的生活圈子。既能平息眼前的麻烦，又能摆脱我这个一直以来的“累赘”和“异类”，让母亲和科赫先生的关系少一个潜在的知情者和障碍。

        隆美尔叔叔因军务在外，并且他的儿子曼弗雷德・隆美尔在今年出生了。他无暇赶来。他寄来了一封信和一小笔钱，信中叮嘱我保持冷静，专注学业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的天赋是你的武，无论何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与其说是换一个更好的环境，不如说是变相抛弃。这不是建议，而是裁决。

        科赫先生没有看我，直接对训导主任说：“我正好来学校理一点捐赠事宜，听说这里有些……纠纷。诺伊曼夫人一位女士独自理可能不便，作为朋友，我来看看是否需要帮忙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另一个男人也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。是科赫先生（K）。他穿着剪裁合的深色大衣，神情严肃，仿佛只是恰巧路过。

个宣愤怒且维护父亲名誉的“暴力解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事情理得异常迅速。没有停学分，只有一份“建议转学”的模糊记录。

        母亲是被学校的紧急电话叫来的。脸上是惯常的不耐烦和一丝被麻烦找上门的愠怒。她扫了一眼我和嘴角胀的利奥，眼神冰冷。

        很快，老师和训导主任被惊动。我们被带到了办公室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是一次逻辑驱动的战略转移。慕尼黑的变量不利于函数的最大化发展。柏林将提供新的定义域和值域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在柏林有业务上的朋友。柏林那边的几所中学，学风严谨，尤其注重学术，更适合娜小姐这样……专注于学业的孩子。换个环境，对她个人成长或许更有益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的物品很少，主要是书籍和笔记，还有Lorelei。母亲没有来我的房间，只是在客厅里，隔着距离说句“柏林机会多，你好自为之”。她承诺给我交学费和租房子的房租费。

        柏林，更庞大、更复杂、也更陌生的系统。没有母亲的阴影，没有K的审视，也没有琳达或利奥那样的干扰项。那里有更尖的大学，更丰富的图书馆，更广阔的学术天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是的，科赫先生说得对。娜是需要换个环境了。柏林那所学校，麻烦您帮忙联系。”